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而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徒,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
菱溪,按图与经皆不载。唐会昌中,刺史李渍为《荇溪记》,云水出永阳岭,西经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无所谓荇溪者。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杨行密有淮南,淮人讳其嫌名,以荇为菱;理或然也。
溪旁若有遗址,云故将刘金之宅,石即刘氏之物也。金,伪吴时贵将,与行密俱起合淝,号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爱赏奇异,为儿女子之好,岂非遭逢乱世,功成志得,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想其葭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民,尚有居溪旁者。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惜其可爱而弃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负城而近,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
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译文
菱溪的巨石共有六块:其中四块已经被人取走了;另一块虽然体积不大形状却很奇特,也被当地百姓收藏在家中;那块最大的,还静静地仰卧在溪水之旁,因为它太难搬动,故而得以存留在这里。每到天气转寒秋霜降落溪水干涸后,大石便显露出来,溪旁的人见此石形状怪异,往往把它当成神灵来祭祀。
菱溪这条小溪,当地方志的图画和正文都没有记载。唐朝会昌年间,滁州刺史李渍写过一篇《荇溪记》,说此水是从永阳岭流出来的,向西经过皇道山之下。到实地探求考察,如今并没有叫做荇溪的溪流。再向滁州人打听,人们都说:这条小溪就是荇溪。杨行密占据淮南的时候,淮南人因为要避讳他的名字,才改“荇”字为“菱”字。这种说法于理是讲得通的。
菱溪旁边好像还有一片遗址,当地人说那是五代时期大将刘金的宅基,巨石就是刘金家的旧物。刘金是伪吴政权时颇受宠信的将军,和杨行密一道从合肥起兵,当时号称三十六英雄,刘金就是其中之一。刘金原本是个武夫健卒,居然能够懂得珍爱欣赏世间奇异之物,有斯文雅致的爱好,是不是因为遭逢乱世功成志满、因过于富贵而骄奢安逸才使他产生了这样的雅兴呢?追想他当年的池塘、台榭、奇木、异草,和这块巨石是很相称的,也算得上是一时的盛事了。如今刘氏的后代散居在滁州成为一般的农户,还有居住在菱溪旁的。
我感慨人事的兴废无常,又因此石状貌可爱却遭到遗弃深感可惜,于是找来三头牛将它拉到幽谷泉旁,又寻找那块比较小的,在白塔镇民朱氏家找到了,于是将它们分别立在丰乐亭的南面和北面。丰乐亭挨着城墙离城里很近,可以作为滁州百姓逢年过节游玩观赏的景物。
世间事物当中那些出奇的,丢弃在幽暗荒远之处,是很可惜的,放置在人的耳目所及之处,喜爱它们的人又难免取回自己家里。啊!刘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毕竟也算个雄杰勇武的人,他平生的志向难道不宏伟吗?等到他身死之后,不过是一片荒芜零落,他的子孙也都沉沦民间默默无闻,还能指望永久拥有这些石头吗?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对富贵之人的告诫。而喜好珍奇玩物的人听到有这样的奇石,前来欣赏就已十分满足了,何必非要取回自己家里去呢?
注释
菱(líng)溪:溪名,在滁州东,源出永阳岭,南入清流河。
刺史李渍为《荇溪记》:《全唐文》卷七六一载:“李潢,武宗朝官洛阳令,迁滁州刺史。”他曾写过一篇《荇溪新亭记》,今收录在《全唐文》中。
永阳岭:在滁州北三里。
皇道山:在滁州东北十七里。
杨行密有淮南:唐末大乱时,合肥人杨行密曾被唐王朝封为弘农郡王。后来唐朝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杨行密便占据淮南一带,自称吴王。
刘金:《新唐书·杨行密传》载,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袭击濠州(今安徽钟离),俘虏了濠州刺史张燧,命部将刘金守卫。《十国春秋刘金传》载,刘金担任濠州围练使,威名大震,为濠州人所称颂。
伪吴时贵将:谓刘金是杨行密政权非常知名的大将。
金本武夫悍卒:刘金原本只是个武夫。
为儿女子之好:谓刘金竟然有如此的雅兴。
编民:编入官府民籍的固定居户。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我对于历史上人和事的兴起衰败颇有感慨。
惜其可爱而弃也:可惜它非常可爱却遭到废弃。
幽谷:幽谷泉,也在滁州。
于亭:指修建丰乐亭。
《菱溪石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时作者贬官滁州。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受到很大的打击。其忧国忧民,期望国富民强的初衷虽未改变,但锐气在减。这时的文章,多为写景状物、记事抒怀之作。《菱溪石记》即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之一。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