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

教子

公元752年，一天，岑参在武威办完军务，赶回西域，途经赤亭，戍边的士兵让他题词、赋诗。岑参和这些士兵是老熟人了，也不托词。刚题完一首诗，不料，挤在当中的一个小孩，随口吟了出来。岑参有些吃惊，这里还有这样的孩子。士兵告诉他说：“这个小孩子是个回鹘放羊娃，一次大风，这个放羊娃救了我们十三个士兵，是我们允许他在这放羊的。”岑参转过头问放羊娃：“是谁教你汉语的？”放羊娃说：“是父亲。”一个士兵说：“他家是早年流落到这里的。”放羊娃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的书递给岑参。岑参不懂回鹘文，问放羊娃。放羊娃说：“是爷爷写的，叫《论语》。”岑参没再吱声，他抚摸了一下放羊娃的头，给放羊娃题了一幅字：“论语博大，回鹘远志。”放羊娃把题词揣到怀里，向岑参鞠了三个躬，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放羊娃的父亲听说诗人岑参来此，就领着放羊娃找到岑参说，他家是书香门第，原来在漠北草原，因宫廷之乱逃亡西域。他恳求岑参收孩子为义子，教以成人。岑参内心非常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又心想，在西域，军队很缺翻译，这孩子可以造就造就。于是，对放羊娃的父亲说：“我是军人，要收他为义子，我得把他带走。”放羊娃的父亲立刻答应了岑参。放羊娃的名字原来叫也里，岑参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岑鹘”。就这样，岑鹘跟着岑参参军入伍，来到了轮台。

几年过后，岑鹘在岑参的悉心教导下，不仅聪明干练，而且精通汉语和回鹘语。岑参入关赴任，向朝廷举荐了岑鹘。岑鹘没有辜负老师的栽培，一边工作，一边培养了许多翻译。岑鹘晚年回到了家乡蒲昌，享受天伦之乐。他继续教育他的儿孙们，讲岑参的故事。后来，回鹘首领仆固俊尽取西州，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岑鹘后代多有在王国为官者，元代，高昌著名尼僧，翻译家舍兰兰就是岑鹘的后代。

墓中账单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以东42公里处），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墓地之一，有“地下博物馆”之称。而考古工作者在506号墓穴中，意外地发现了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岑参留下的一纸账单。岑参的这张账单，糊在一个独特的罩在尸体的纸棺上。纸棺大小如木棺，只是没有底。在阿斯塔那古墓，很多死者上面都罩着一个纸糊的棺材，并伴有纸糊的衣带、鞋等随葬物品。可能是古代纸张珍贵稀少，用过的纸不会随便扔掉，而是再做他用。这些随葬品所用的冥纸就是当时使用过的文件、档案、书信、账本等，上面的文字均是用汉文墨笔书写。这些纸做的随葬品拆开来，就是闻名天下的“吐鲁番文书”。岑参的这张账单，就出自其中，这是诗人无意间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文物。试想，在边塞的风雪大漠中，年轻的诗人岑参也是一位意气风发、胸怀壮志的青年，他征战驰骋在大漠边关，往来于天山、轮台、雪海、交河等地。他常飞马而来，在驿站稍事休整，备足粮草，又跨马匆匆而去。在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753～755年），西州等驿站的马料出入账上有一笔清楚地记载着：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豆（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

天宝末年，在驻节西州的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幕府中当判官姓岑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岑参。所以史学家断定这里的“岑判官”就是岑参。这笔账说的是，岑参等人的七匹马在驿站用了马料，把马料钱付给了驿卒陈金。就是这张账页，不知被什么人糊在了一个纸棺上，在1000多年后，奇迹般地被考古工作者在古墓中发掘出来。岑参曾两度出塞，前后在边塞生活了6年，写了大量的边塞诗，他的诗气势雄浑、色彩瑰丽、想象丰富、笔法多变，呈现出一幅幅奇异而又壮美的塞外图景。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一个重要的流派，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些诗人，普遍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激情与梦想。正是这种粗犷豪迈的气质，造就了令后人永远仰慕的盛唐辉煌。

边塞诗派

边塞诗派是盛唐诗歌流派之一，以书写战争为主题，亦有歌咏塞外风光，反映战争残酷，黯然思乡之作。代表诗人是高适、岑参、还有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等。唐时，中央政权与欧亚各国及国内各民族之间有着广泛的往来，但也时常发生一些民族冲突，边塞战争频繁。这些历史现象对当时的生活影响较大，因此也成为很多诗人歌咏的题材。边塞诗作者结合壮丽辽阔的边疆景象，表现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抒发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反映征夫思妇的忧怨以及连续的荒凉艰苦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唐帝国内部的各种矛盾。边塞诗人的作品气势奔放，慷慨激昂，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边塞诗人深入表现边塞生活，不论从开拓诗歌的表现题材，还是艺术上的创新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李颀的《古从军行》是唐边塞诗中的杰作，王之涣和崔颢等人也写过一些边塞诗，但边塞诗人中成就最大的是高适、岑参，因而该诗派又称高岑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