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1837—1896),男,字莼斋,自署黔男子,贵州省遵义县东乡禹门人。黎皑第四子。早期从郑珍学习,讲求经世之学。清咸丰十一年(1861),贵州因地方战乱停止乡试,黎庶昌北上赴顺天府乡试。时值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太平天国占据南京,清廷内外交困。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的诗词
以文化为纽带走出国家
黎庶昌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在时代风云的推动下,不仅走出贵州的崇山峻岭,而且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成为近代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行列中的一员。就清代的外交官当中自郭嵩焘以下,出了不少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如曾纪泽、李凤苞、薛福成、黄遵宪等。黎庶昌似乎没有被划归什么派,他的兴趣也确乎不在政治、经济方面。访书、编书、著书、刻书都是文人学者“当行”的事情。正是这不经意的文事,形成了黎庶昌独特外交风格——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深切体察驻在国情况,了解驻在国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做到彼此认同,再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与驻在国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以期达到外交目的。
文化外交风格的形成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并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发展并且成熟的过程。未出国前,黎庶昌受社会舆论和儒家“夷夏之辩”的影响。视西方各国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过程中,黎庶昌目睹了各国政教民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不仅使他大开眼界,而且逐步消除了视之为“夷狄”的成见。对其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发达以及经济的繁荣,进而产生向往倾慕之情。这一时期,黎庶昌以其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文化外交风格。即编撰了《西洋杂志》形成了文化外交的雏形。而在任日本公使之时,黎庶昌与日本的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研治汉学的朝野文士对黎庶昌的学问、道德和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能与黎庶昌结识为荣。纷纷将诗文集请黎庶昌审正,赐序。黎庶昌对日本文士热情接待,坦诚倾谈。与不少人结成了莫逆之交。并从中获取了一些可贵的外交事务情报。这一时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
外交风格的缔造者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为这一外交风格的缔造者,黎庶昌来说!他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文人的姿态充当外交使节。本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去游历西欧各国以及日本。在游历过程中,他以一个文人独有的眼光侧重于驻在国的国政民俗、社会生活、交通途径、风土人情。黎庶昌之所以考察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于一个文人外交家来说,手中最直接的武器便是对于本国以及他国文化的掌控能力。这样,就更应该在对待外交事务中掌握驻在国的文化,以期达到相互认同,圆满地完成外交事务。
文化外交的成功原因
正是这样一种文人气质,铸就了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其必然原因。
首先,黎庶昌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40年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了解天下大事,使自己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由无知变为有知。这个大势就包括世界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尤其是后者,在内,掌握这一大势可以试图使用各种方法。黎庶昌在这种时代的召唤之下,走出国门,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就黎庶昌个人来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力主“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具备厚重的儒家文化的积累。同时,眼光开阔,极富远见。他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文名得到驻在国的钦佩;以其高尚的品格获得了驻在国的友情和敬爱。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主观条件。
第三,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在欧洲初见端倪,而在日本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其根源在于西欧文化是与中华文化相互抵制的。对于一种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欧文化,黎庶昌只能从最表面,最表象的事物入手。希望掌握其精华,为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首先尊重西欧文化,继而了解西欧文化。在其《西洋杂志》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西欧各国的文化以及风俗,但未与上层建立亲密关系,而在与中国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开花结果。日本自汉唐以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加之,当时的日本学术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尚存,这一切都成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产生的土壤。
著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