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

洛阳求学

班固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加之班固聪明好学，9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了。当时，父亲班彪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后来，父亲有意续写《史记后传》，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在父亲的影响下，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这时，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也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扬雄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23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私撰《汉书》

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竞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被拒绝之事，即可证明。
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很低的郎官都不是，却如此大胆，敢于私修国史，岂不是触犯了朝廷大禁!前不久，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雪除冤枉。
班固被告“私修国史”，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更是为了宣扬“汉德”。西汉一代210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其中治乱兴衰，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已40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所以他才拿起笔来，立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为此，班固忧愤交加，心痛欲裂。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加以劝慰。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

受诏修史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最初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班固的职务是校书，故称“校书郎”。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28篇。这样，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被召到京师以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贫”，班超“常为官慵书以供养”。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时间一长，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便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说：“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立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奉旨撰书

班固48岁那年(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议郎杨终上奏说：“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杨终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出席会议的有班固，博士赵博、李育，议郎杨终，郎官贾逵，鲁阳侯丁鸿，广平王刘羡，还有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等，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杨终在会议前因事入狱，由班固和赵博、贾逵等人上书，提出：杨终深晓《春秋》，学问渊博，请求章帝赦他出席参加会议。杨终自己又上书申冤，即日被允许交上一笔赎金，出狱与会。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一书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对西汉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书》卷40《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书。”则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白虎通德论》，再经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即《白虎通》)。《白虎通德论》后来亡佚。又，《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记载说：“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由臣，薯为诵叟”和哀、平以降的谶纬之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论、先验情性论等进行了修补和总结，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国家制度、军队刑罚、礼仪规章、人伦关系以及耕桑商贾等进行了系统规定，具有国家宪章和神学法典的意义”，被视为宣扬谶纬神学的典型著作。

北征匈奴

班固“潜精研思”25年，撰成《汉书》，但由于《汉书》长期未能脱稿，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班固主要是在默默无一闻中生活，如果说有一些影响的话，就是曾得到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他看到那些才能不如自己的人，纷纷从政，获得进身之阶，风光一时，真有些不甘心。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在当时，建立军功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途径，而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年届58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去北攻匈奴。
光武帝时，窦融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成为显赫的功臣权贵之家。又历明、章二世，窦氏势力更加兴盛。班固求进心切，利用班、窦两家同乡、世交的关系，决定投附窦氏家族。但他未能觉察，这时的窦氏专横跋扈，已成了朝廷的危险势力。
章帝初年，窦融的曾孙女被立为皇后，窦宪依靠身为皇后之兄的关系，很快升为虎贲中郎将，随着权力的增长，他更加不可一世，随便霸占别人的财产，无恶不作。
窦宪不但欺负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敢于欺负皇帝的姑母。皇帝姑母叫沁水公主，在洛阳拥有一座好园田，窦宪利用权势贱价夺取过来，公主迫于他的气焰，不敢同他计较。有一天，章帝乘车出行，经过沁水公主园田，高兴地告诉窦宪这是沁水公主的园田。窦宪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事后章帝终于发觉沁水公主园田被窦宪侵占，怒不可遏，召来窦宪斥责道：你的手段骇人听闻，竟敢欺负到皇姑头上来了，明明是你已经霸占了公主的园田，还学赵高的样子，“指鹿为马!”“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正告窦宪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要他“深思前过”，痛改前非。窦宪自知闯了大祸，求窦皇后说情，最后退出公主园田，暂时了事。
(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即位，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窦宪成了国舅老爷，很快即被起用为侍中，控制大权。他的弟弟窦笃被任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壤被任为中常侍，兄弟叔侄“皆在亲要之地”。凡窦宪本人的意旨，在外授意早有名望的旧臣写奏书，在内由他向太后陈述，“事无不从”。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随意杀人。齐殇王的儿子刘畅，因章帝丧事来朝吊问，乘机讨好了窦太后，得到一个宫内职位。窦宪怕刘畅受宠，妨碍他专擅朝政，竞派人将他刺杀。后来，事情暴露，窦宪被关在宫内，等候治罪。这下窦宪着了慌，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正逢南匈奴请兵攻伐北匈奴，朝廷便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大军出塞。窦宪北征匈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班固不知其中内情，随军出发，任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大军从朔方三路北袭，窦宪遣各部将及匈奴左谷蠡王等，率精骑万余，在稽落山(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西北)大破北匈奴军队。窦宪与副将等登上远离边塞三千余里的燕然山(蒙古杭爱山脉)，由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班固还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窦宪班师后出镇凉州。第二年，北匈奴单于因大败之后势力衰弱，派亲王向窦宪通报希望觐见东汉皇帝，请求派使者前来迎接。窦宪上奏，派遣班固以中护军兼代中郎将职务，与司马梁讽一起，带领数百人骑马出居延塞(今甘肃额齐纳旗)迎接，正遇上南匈奴出兵打败北匈奴，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在稽落山西北)，获知北匈奴已遁走而折回。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派部将出兵北击，此后北匈奴向西远徙，东汉最后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含冤被害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窦宪的三个弟弟又把持着卫尉、执金吾、光禄勋的要职，窦氏家族还有十几人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少府等。他们在京城无法无天，奴仆肆意强夺民财，侵害百姓，抢夺民女。街市上的店铺害怕窦氏，看到他们，都像逃避强盗一样，紧锁店门，躲避起来。他们大权在握，仍不满足，又想杀死皇帝，夺取最高权力。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的爪牙邓叠、女婿郭举等阴谋在宫中杀死和帝。和帝觉察到他们的阴谋，事先与中常侍郑众定计，把邓叠、郭举等收捕斩首，并将窦宪等人革职，送回封地，窦宪等被迫自杀。班固本来与窦宪案件毫无关系，但在封建时代，一人有罪，株连甚广，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而被免职，以后又被冤枉逮入监狱。当时的洛阳令种兢对班固一家怀有私仇。因为班固平常对子弟管教不严，有的子弟不守法纪，地方官吏感到头痛。曾有一次，种兢出行，班固的家奴因喝醉酒冲撞了他的车骑，种兢手下官吏对他推搡训斥，家奴迷迷糊糊，口出恶言，种兢大怒，可是畏惧窦宪威势，不敢发作，从此怀恨在心。窦宪案发后，以前窦家的宾客一一被逮捕拷问，种兢借机报复，将班固关进监狱。在狱吏的拷打折磨下，这位对中国文化史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竟冤死狱中，卒年61岁。事后，和帝曾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