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

[南北朝]

萧衍,梁高祖武皇帝萧衍(464年-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郡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省丹阳市访仙镇)人。南北朝时期梁朝政权的建立者。萧衍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为汉朝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封临湘县侯,官至丹阳尹知事,母张尚柔。他原来是南齐的官员,南齐中兴二年(502年),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萧衍在位时间达四十八年,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在位颇有政绩,在位晚年爆发“侯景之乱”,都城陷落,被侯景囚禁,死于台城,享年八十六岁,葬于修陵,谥为武帝,庙号高祖。

梁武帝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史著作

在学术上,梁武帝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武帝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有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他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诗文才华

梁武帝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公元485~公 元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眺、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梁武帝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
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
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梁武帝的七言诗。梁武帝有十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著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此后,宋、齐时鲍照、汤惠林、释宝月等人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梁武帝,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虽然是开山之作,但全诗逐句押韵,未免显得单调,缺乏婉转咏叹的情趣。梁武帝的七言体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梁武帝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梁武帝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信道佞佛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没有什么艺术可言。
梁武帝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不乏上乘之作,如“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首夏泛天池诗》)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梁武帝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
他的《赠逸民十一》:“如垄生木,木有异心。如林鸣鸟,鸟有殊音。如江游鱼,鱼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见,理相难寻。”此诗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
后世文人对齐梁诗总的评价不高,大都以为其“嘲风月,弄花草”(白居易语),“风云气少,儿女情多”。齐梁诗人缺乏匡世救时的崇高理想,也缺乏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心,因此反映社会现实及言志述怀之作便不多见,充斥当时文坛的是大量的山水、咏物、艳情之诗。梁武帝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梁诗歌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梁,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梁武帝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外,梁武帝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上说:梁武帝“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梁武帝“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梁武帝创制了不少颂扬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音乐绘画

梁武帝重视礼乐。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他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大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梁武帝赏识。当时,梁武帝诸子多出镇外州,梁武帝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梁武帝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梁武帝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棋艺超群

梁武帝对围棋特别喜爱,棋艺也很高超。在齐朝为官时,每逢闲暇,常彻夜不眠,与人弈棋。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大臣朱异、韦黯、到溉,都是他的棋友,名将陈庆之原先为随从时也常陪武帝下棋。每到兴致高时,便不复君臣之别。一次,梁武帝又约到溉玩了一个通宵。到溉不能熬夜,一局未终,竟低头睡着了。梁武帝见状大笑,就做诗嘲讽他:“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到溉被唤醒,颇为尴尬,及听到梁武帝的诗句,又放声大笑。君臣尽欢而散。
梁武帝对围棋如醉如痴,也有因此误事的时候。他晚年佞佛,有一个名叫榼头师的和尚,颇为他敬重。一天,梁武帝下敕召榼头师入宫研讨佛法,当榼头师入宫的时候,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要杀死对方的棋子,便随口说道:“杀掉!”左右侍从将此话理解错了,以为梁武帝要杀掉榼头师,便不由分说,将榼头师推出斩首。下完棋,梁武帝下令召见榼头师,左右侍从回答说:“已奉旨将此人杀掉了。”梁武帝听罢,后悔不迭。

时代风气

由于梁武帝雅好诗文,大臣们纷纷效仿,甚至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507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在徐州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梁武帝在华光殿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在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怕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梁武帝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乘酒兴再三固请。梁武帝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在这种局限之下要按韵赋诗是很困难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会儿,便提笔赋出一首诗:“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梁武帝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在梁武帝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书法造诣

梁武帝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在古代善书的帝王中排上前几位。即使抛却他的帝王身份,以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自有其可观之处。梁武帝当时常与陶弘景探讨书法上的话题,陶弘景擅长行草书,师法钟繇、王羲之。二者间的对话被整理为《与梁武帝论书启》流传于后世,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典籍之一。同时梁武帝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而在此之前王羲之的声名往往被其子王献之所掩。也因为他的推崇,从那时的梁朝起,兴起了第一波学习“大王”书法的风潮。同时梁武帝还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著作,都是历代书法理论典籍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