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颙(1627~1705),明末清初周至人,明清之际哲学家,与浙江余姚黄宗羲、直隶蓉城孙奇逢并称为海内三大鸿儒。李颙在理学上的造诣,被称为“海内大儒”。李颙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间均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等篇。
李颙的诗词
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
李颙主张“明体适用”,即“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他所说的“明体”,指的是弄通理论问题,就是要精心研习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他所说的“适用”,是指要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弄屯,乃至外国水法等等,并且必须紧密联系实际,不可须臾分离。
李颙提倡“悔过自新”。他认为人性本善,因物欲蒙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恶道路。自古以来,学者名儒的理论车载斗量,但都未提出过“悔过自新”四字。他指出六经四书,都是讲的“悔过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明学术、正人心”,是李颙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今日之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他说:“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是他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所提出的观点。在他看来,当时“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因此,必须加强教化,讲明其道德人伦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廉洁奉众、爱国忠君之心。
李顒在清初进步学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反思理学,他曾写出《匡时要务》,著有《帝学宏纲》、《时务急策》等书。他对张横渠、吕经野、冯少墟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颂。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对张载关学提出的“四为”远大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以极高评价:“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但在清王朝实行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面前,他却一筹莫展,思想逐渐抑郁苦闷起来。于是,他又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出路,他在卧床养病中,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幡然省悟。提出“悔过自新说,使学而有用,必先明学术,醒人心,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否则便是舍本求末。”他专心研究濂、洛、关、闽之学,并与眉县李柏多次谈讨朱学和王学。李顒四十岁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讲学活动中,企图用教育的方法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关中人子翕然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人,也有不少农、工、商、贾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顒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使传统的关学又得以复盛。
李颙学问渊博,造诣颇深,在宋明理学、史籍考证、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都有建树。他的著作,在康、雍年间即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垩室杂感》、《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印成《二曲集》和《李二曲先生文集》现存陕西省图书馆。
实以足下,发明于易
李颙常常提到“归藏于坤”。坤地以内柔为象。因此,纯坤居首之《归藏》呈之于人者,乃归万象于内里,开辟晦塞而后心明。故李颙感之曰:“‘归藏于坤’,乃圣学第一义。噫,斯其为天根乎!”(李颙《二曲集》这当然是他“求易于己”的结论。但更是他倡导一切当“实以足下”、从“肯綮处”着力的易学前提。在他看来,人之实者,实在内里本心;“肯綮处”者,乃“提醒天下之人心”。所以,其“实以足下”要实在本心实在洗心无疑,其着力开刀处则要落实在人心疾患处无疑。非此,不足以谓之为大易;非此,则无异于空话而已:问《易》。先生曰:“不知。”又问。先生曰:“不知。”其人固问不已。先生曰:“子之问《易》者何为?”曰:“《易》乃经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经中之要也何为?”曰:“诸名公咸尚《易》也。”先生曰:“然则子之治《易》也,为诸名公而治《易》,非为己而治《易》也。不为己而治《易》,则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讨者,乃欲解众人之所不能解,发众人之所不能发,夸精斗奥,作一场说话而已。此其为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太劳已!”(李颙《二曲集》第41页)
因此,李颙“为己而治易”,主张治易“实以足下”、“一味切己反”。恐惟如此,他才不为史家易家之所为,不潜心解易以易说易,而求易于己,用易于己;恐惟如此,其习易功夫才于思想上颇有获益。李颙所论涉及甚广。人性善恶,悔过自新,明体实用,匡时要务,几乎处处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其中由易上发微者,屡见不鲜。而最为典型者,莫过“学髓”之图。
著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