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叡

机构

曹叡还用心制诗度曲。他征召文士置于崇文观，鼓励其文学创作。曹叡能诗文，善乐府，与其祖父曹操、父曹丕并称魏之“三祖”。

如此，曹叡则把对文学之士的重视与管理由以前松散的重用和安排，转化为制度性的政策来固定下来，并且成立了固定的机构。汉末鸿都门学的设立旨在选拔政府人才，而非选拔文学人才，更非是文学机构。邺下时期，虽说有曹丕领导下的文学诸子名为邺下文人集团，但彼此只是在宴飨聚会中进行文学唱和与交流而已，王粲、陈琳、阮瑀等人或在丞相府任丞相掾等职，或在曹丕兄弟身边任文学等职务。他们这个文学集团的结构是松散的，是没有政府认可的。而真正地为“善属文者”而设置的官方机构，崇文观当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士组织。这不能不说是在文学走向政治，并且成为政府机构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这恐怕也是曹叡对文学的政治作用，对文学家的政治影响所作出的最为积极的响应。就此点而言，曹叡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提及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认识是一致的。曹叡在曹丕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文士群体纳入官方的管理之下。

崇文观的设立，聚集了大量善属文者。曹叡时代活跃于文坛的人物主要有：何晏、刘邵、卫凯、苏林、韦诞、何祯、缪袭、卞兰、应璩、杜挚、夏侯惠、孙该、李康、左延年、蒋济、桓范、毌丘俭等人。在文学史上，崇文观文学虽然没有邺下文人集团创作的贡献大，也没有邺下文人集团的赫赫声名，但其在文学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小觑的。崇文观的设立，毫无疑问聚集了当时最为广泛的文学之士。同时也必然为正始文学的来临打下了文学的储备和基础，如阮籍等人的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其文学成就现在虽然有埋没的现实，但其当时的影响确是不可抹杀的。崇文观的设置是继汉灵帝鸿都门学制度之后，文学之士的又一个机遇。也可以说是对鸿都门学以“辞赋”取士方式的沿袭和发展，影响着隋唐以后实行的科举制等。唐弘文馆的设立也均有沿袭崇文观的影子。这不能不说是曹叡对中国文学的一个巨大贡献。

诗歌

内容分类

钟嵘把曹叡列为下品，称之为“叡不如丕，亦称三祖”。后世之论曹叡者多不出此论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评论，是在曹操、曹丕、曹叡三祖诗歌成就的比较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曹叡时期的文学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尤其是他的乐府诗篇。曹叡现存的诗歌均为乐府诗，其中最具代表性当属那些哀怨之作了。曹叡的怨愤诗与曹植后期的作品颇有共同之处，都以抒发忧思怨愤为主。曹叡怨愤诗亦当结合其身世来读，他的很多怨妇诗是为他生母而作。曹叡的乐府诗就其内容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类是“赋诗以咏怀”的咏志诗。曹叡的咏志抒怀诗歌内容很丰富，有表达自己“立功扬名”的愿望，有表述自己对先祖功业的向往，还有一些表现军旅感慨的诗篇也包括在内。这类作品有《月重轮行》、《善哉行》《月重轮行》、《苦寒行》《棹歌行》为代表。曹叡是一位有着政治理想和追求的君王，他和他的父祖一样也有着强烈的立名“不朽”的观念。如《入贾逵祠诏》。曹叡的政治抒怀诗表现在自己对“立功扬名”的理想的抒发。如《月重轮行》，诗曰：“天地无穷，人命有终。立功扬名，行之在躬。圣贤度量，得为道中。”

第二类是咏物为切入的咏怀诗。曹叡的咏怀一般以咏物为切入点，来借物抒怀以实现自己“赋诗以写怀”的目的。如《短歌行》、《长歌行》、《种瓜篇》、《猛虎行》等作。

艺术手法

首先，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曹叡的诗歌作品非常注重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曹叡的诗篇铺陈的现象也很明显。如《善哉行》写军队则言“桓桓猛毅，如罴、如虎。发炮若雷，吐气如雨。旄旌指麾，进退应矩。百马齐辔，御由造父。休休六军，咸同斯武。兼涂星迈，亮兹行阻。” 通过这种敷陈的方式来表现军人的猛毅，气势的壮大，军阵的严整、进退的一致等方面体现出的的战斗力。《苦寒行》则通过营建城防、文治武功、德泽四海、命不享四海等四个方面来回忆曹操的丰富人生及成就。

其次，“以情纬文”的文风而构成“一往情深”的抒情。曹叡本身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或许与他患有口吃有关，同时也由于母亲的被杀形成了他比较内敛的性格特点。但他自由广泛涉猎经书文献的功底，使他有着扎实的文学功底。他的作品大多具有浓郁的抒情，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评：“明帝诗虽不多，当其一往情深，克肖乃父，如闲夜明月。长笛清亮，抑扬转咽，闻者自悲。”

第三，曹叡的诗篇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诗歌作品间的相互模仿在汉末曹魏时代成为文坛的一股潮流。曹植与王粲等诸子间的作品多有模仿之作，或同题共咏之作。模仿亦是一种学习与发展。曹叡作品中的模仿痕迹较他人而言更为明显。其中有对诗歌意境、结构上的模仿，如《昭昭素月明》取意于《明月何皎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