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

何如璋于咸丰十一年（1861）中举，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翰林院编修。

其时适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历史上称这一部分人洋务派，奕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何如璋早年喜欢学习桐城古文，后来感到学习古文不能满足于时世变化的需要，转而潜心时务，常往返天津、上海之间，与中外人士商谈，向各国传教士询问西方国情政务等。进入翰林院后，对外事愈发留心，知识愈加丰富，成为通晓洋务的佼佼者，并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对人评价道：“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

光绪三年（1877年），何如璋得李鸿章推荐，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加二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大臣，成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时年39岁。

何如璋的青年时代，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当时列强虎视眈眈，都想侵吞中国。因此常常借故挑起事端，寻找侵略的借口。而此时的一般读书人大都以个人名利为重，沉迷于科举、应试之中。当时，一些有爱国心的官僚，开始提倡“洋务”，旨在“师夷制夷”。何如璋虽素学古文，但认为国事危急，兴办“洋务”为当务之急。他经常与中外人士交往，探求治世之方。重臣李鸿章欣赏何如璋通晓洋务，遂与枢密大臣沈桂芬竭力保荐何如璋出使日本。

驻日期间，何如璋十分关心数干旅日侨胞的利益，积极要求增设领事。初，日本国不同意，他就据国际公法力争，终于取得在横滨、神户、长畸三个地方增设了领事馆。从此，更多的旅日侨胞有了本国政府撑腰，一改过去被歧视、受凌辱的地位，侨胞莫不感恩戴德。

日本于明治维新之后，便竭力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企图并吞琉球，不过这时的日本国力尚弱，不敢公开挑畔，何如璋深刻地分析了情况，决定向日本据理力争。光绪四年(1878)，他多次上书李鸿章：“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争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可是，卖国求安的李鸿章却指责他：“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武力相争，争小国区区之贡，非惟无暇，且亦无谓。”并斥他“出好兴戎，可以殷鉴”。清总署沈桂芬也嘱密友以私书相劝：“富贵可坐致，慎勿多事。”但有强烈爱国意识、品性刚直的何如璋，却不听李鸿章意见，依旧据理力争，以致不容于李鸿章，被调回国。从此，琉球便被日本所据，改为冲绳县。何如璋得以出使日本，是赖李鸿章保荐之力，但在对待琉球的问题上，何如璋却不因恩师之故而逢迎迁就，何如璋之为人处事，于此可见一斑了。

何如璋对当时关税不能自主，洋货充斥，金银大量外流，国势因而日弱，深感痛心，便向朝廷上《奏陈务请力筹抵制疏》，阐明“涓涓不塞，将成江河，迨至势穷害极，强邻益逼，上无可筹之饷，下无可练之兵，反悔奚复及乎?”不久，日本要求与我内地通商，他又向清廷上《内地通商利害议》，说日本是要攫取中国的资财，以补偿与西欧列强贸易的损失。日货都是中国有的，两国相邻，运输途短，成本自低，若准其与西欧各国同享低关税和在内地通商的优待，日货势必大量倾销，中日贸易本已入超两百余万两，若再许其直输内地，入超将增至一千余万。对此严重情况，何如璋焦急万分，便奏请不准日本到我国内地通商的要求，朝廷终于接纳了他的意见。

何如璋使日期间，看到日、俄两国对我国邻邦朝鲜的觊觎，便向清总署上《主持朝鲜外交议》，提出对加强控制朝鲜的三项策略。当年山西闹大饥荒，数百万居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看到这种情况，何如璋心急如焚，上书李鸿章，请移饥民十余万至东三省，以充实边防。日本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方面所产生的变化，给何如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要效法日本的维新，只有这样才能抵制列强。他不仅极力推荐同乡黄遵宪，同赴日工作，并积极鼓励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该书对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有很大的影响。

何如璋使日4年，对日本统治阶层的侵略本性作了一些必要的揭露，而对广大的日本人民，则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日本朝野名士对他都十分推崇，经常与他和诗、笔谈或请他写条幅、扇子作为珍玩。他为祖国争公理、抗强权、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又能坚持睦邻友好，不负国家期望，在清末的几位驻外使节中，何如璋是出色的外交家。他在使日期间，身居异国，对祖国发生的事，总是十分关切，遇到外人有不利祖国的举动，他总要上书直陈己见。他针对日本侵占琉球野心的上书“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十余年后，果生甲午之祸，这不但可见何如璋的爱国之心，也可以看出他的远见卓识。

何如璋归国后，于光绪九年(1883)九月，出任福建船政大臣，主管马尾造船厂。这是一个既无经费又无人才的单位，尽管何如璋多次建议，也无法改变清海军落后的状况。

光绪十年(1884)，法舰发动突然袭击马尾前二月，何如璋已看到问题的严重，曾经两次向清廷上奏《法船聚泊马江应亟调兵船赴援协防折》和《法船聚泊马江请调南北洋兵轮以相牵制折》，提出“应集中兵力，先发制人，后发即为人制”的战略，和“清旨饬下南北洋大臣，迅派各快船，克期赴闽，以助支援……”等建议。但清廷掌实权的慈禧，只知求和，对何如璋奏折不接受，以致马尾船厂遭法舰的突然袭击而手足无措，以惨败告终。何如璋因受牵连，遭革职。清廷为了推卸其罪责，曾派左宗棠“饬查马江失事一案事各员”。经左宗棠认真查实后，认为对何如璋的处理应该“既经革职，可否邀恩免议”。结果，朝廷还是将他贬戍军台三年。在戍期间，他著有《管子释疑》36卷。军台放还后，他退出官场，受聘韩山书院讲席。光绪十七年(1891)，病卒于韩山书院。终年54岁。

何如璋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主马尾船政期间，不少子侄致函给他，要求谋职，何如璋都婉言劝止。他担任福建船政大臣时，给父母的信中说：“船政系办公之地，亦无督办到署，即行任用本家亲戚，迹涉营私之事。……转致各本家亲戚，不宜冒昧前来，彼此岂无趣味也。”(见何如璋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双亲书)。何如璋极重友情，驻日期间，与日人得能良介相交频深，良介将外甥樽原陈政托何如璋教养，何如璋不负友人所托，任满后还把樽原陈政带回中国，樽原陈政长大后，任日本驻北京使馆参赞，闻何如璋卒，千里迢迢到何如璋老家，拜谒何如璋夫人，还到何如璋坟上致吊，涕泪交流，还雕了两只石狮子，安放在何如璋墓前，以答谢何如璋教育之恩。

何如璋著有《使东述略》、《使东杂咏》、《使日函牍》、《管子析疑》36卷和《塞上秋怀》、《袖海楼诗钞》等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