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

收回领事裁判权

在日本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收回领事裁判权。

何如璋到日本时，正值台湾劫杀琉球渔民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以这一事件为发端，冒称琉球系其属国，策划征伐台湾，清廷为求息事，赔以军费计白银50万两。日本执政者越发得逞，议废除居留华民旧规，取消横滨，神户和长崎的领事裁判权。何如璋到任后，援引国际公约，与日方反复交涉，终于达成协议，除在东京设公使馆外，在横滨、神户、长崎三城市设领事馆，并收回领事裁判权。此举使侨胞的生命财产得到合法保障，使侨胞备受歧视凌辱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至今日本华侨对何如璋仍深怀敬意，对何如璋据理力争收回领事裁判权津津乐道。

何如璋上奏处理琉球问题

第二件大事是上奏处理琉球问题。

琉球明初时起即是中国属国，此后，琉球王代代受封于中国，每年均向中国朝贡。日本自明治天皇亲政后，即阻止琉球向清廷纳贡，企图并吞琉球。何如璋对此采取积极态度，屡屡向清廷建议以斗争求得和平，及时阻止日本侵略扩张计划的实施。他在呈送清廷的奏折中说：“日人志在灭球，以阻贡发端，臣与日本当局论理数月，彼一味恃蛮，置之不答，甚至发令琉球改县，其轻视我国无理已极，义难坐视，今乘其国势未定，兵力未足，急与争衡，犹尚可及。若为息事，隐忍迁就，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必掠朝鲜。虽让一琉球，未见其果能息事也。为今之计：上者，一面抗议，—面出兵舰责贡于球，以示日人，我之必争，彼将气慑，而球可全；其次，约球抗日，日若攻球，我出师相助，日将力屈，而球可全；又次，则援公法，请求各国公使评判，自古无许灭人国之公法，日孤理屈，球亦可全。三者择一而行，其效果虽然不同，决不至无效，即使无效，亦不过弃一琉球，决不至开边衅；即使寻衅，亦可罢斥使臣。仍不能解，是彼蓄意寻隙，益知非让一球所能息事，何为先自示弱，举附庸之土地和人民以资敌耶？”

又致书李鸿章说：“阻贡不巳，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 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

然而，何如璋的远见卓识却得不到清廷的支持。结果，在何如璋任满回国后，终因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日本将琉球国吞并，改为日本冲绳县。此后，日本竟又得寸进尺，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朝鲜、台湾、澎湖列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何如璋当年向李鸿章和清总署的报告中说的“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和“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的预言皆为事实。

何如璋上奏中外通商贸易问题

第三件大事是上奏中外通商贸易问题。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我国门户，西洋货汹涌而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亦欲步西方列强后尘，向我国市场大量倾销其东洋货。何如璋对此有深切了解，他向清廷上《奏陈务请力筹抵制疏》，指出当时中外通商存在的症结问题，竭力反对违背互利原则损害我国利益的不平等贸易：

“查中外结约通商，其始不过五口，继增至十九口，而假借游历通商一语，因之内地亦复通商……三十年中巧取横侵，愈推愈广，流弊日巨，受害滋深。”

“近年进口日多，势成偏重，徒以彼无用之货，易吾有用之金，其弊一也”；“中土无，则利民而广交易，虽耗损资财，尚不至夺吾本然之利，乃查进口之货，皆不异中土之产，外产日盛，则内产不得不衰，听其销流日广，则吾之生路日穷，其弊二也”；“然苟征课操之自我，则设法限轮，尚可杜喧宾夺主之嫌，乃内地商货苛捐什税名目繁多，外商则租界免厘捐，内地只制半税，且皆纠合公司，本巨势强，以垄断之心，行兼并之术，又假吾优待之条，以恣其劫夺，遂令坐贾行商，纷纷败北，其弊三也”；“查欧美通商，凡外国商船不准贸易内港，今则内江外海，皆任洋舶往来，不特运销外产，而且揽载土货，即此载运一款，坐困者当不止数十万家，其弊四也”；“自通市以来，各省税关以亏额告者多矣，洋布一宗岁值三千余万，洋布多则土布必少，其弊五也”；“今管理外商，悉由领事，租界一隅，几同化外，恃强相抗，有司畏懦，隐忍容之，其弊六也”；“今海关税额必与西人议定后而后行，既非平交之道，我仅值百而征其五，此实为天下最轻之税，外商意尤未餍求，贪肆纵横，不尽取中土菁华不止，其弊七也”。

接着，他对日方要求与我内地通商一事，作《内地通商利害议》：

“日本与我国立约在西人之后，其修好之初，意在联近交……而近年来，日人精神所注，乃专在内地通商，欲博取中土之财，以稍补西邻之失……如璋随时究察月本之求通内地，屡与西人一体均沾为言，而我国对日人实有不能强同者盖有不宜轻许者五，有贻害极大者四。”

“查日本出口货皆不异中土之产，一也”；此邦密迩近邻，取径捷而运费轻，若任其直输内地，则内地物产销路日穷，民生将日困，二也”；“日货一经输入内地则彼省厘捐，品类虽同而价值顿异，内地商人必至于败折，三也”；“外产多，则内产减，税厘之入亦日微，是弊并于国计，四也”；“西人远隔重洋，虽互市久通，流寓尚少，今日本地近民贫，内地之禁一开，无论矣，五也”。

何如璋在《内地通商利害议》中还陈述：中日贸易，每年巳入超200余万两，若再准其享有低税率和内地通商的优待，势必大量倾销日货，年入超将增至1000余万两，后果不堪设想。

清政府终于接纳了何如璋的建议，拒绝了日本到我国内地通商的要求。

何如璋深入考察日本国情

第四件大事是深入考察日本国情。

何如璋在出使期间，积极致力于考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起的深刻变化，确认欲自强必须效法日本。他所撰写的《使东述略》，对日本“三权分立制”作了详细介绍，并热情鼓励他的助手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这两部书在中国知识界曾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即从这些此书中得到不少启示。

清光绪八年，(1882)何如璋任满归国。次年，出任福建船政大臣。马江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何如璋受到牵连，被贬戍张家口，在戍三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主讲潮州韩山书院。光绪十七年九月（1888年），病逝于韩山书院，时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