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儒

王鸿儒的散文数量颇丰。从体裁上来讲，多而杂：有“序”、“记”、“文”、“论”、“辩”、“议”、“书评”、“杂录”、“传”、“墓志铭”、“碑文”、“赞”等等；从内容上讲，有记实性的、应酬性的、学术性的、史论性的、政论性的，等等。而其中思想、艺术价值较高的当属他的“序”、“论”、“议”、“辩”类散文，它们多表达了作者对政治及史实的见解，多属政论、史论文范畴。如其《〈三公篇〉序》中，主要阐述了为臣之道：君主代表国家，国治则需君仁、君义、君正，而这一切皆需为臣者“格君心之非”，尽心辅佐君主。因此，要求为臣者不只要精心为政，且要德才兼备。文章表面上是泛论为政之道，实乃隐含对当政者乱政的不满和对时政的警告。在《读〈战国策〉》中，王鸿儒对史书中的“吴败于越，在于不听伍子胥规劝，在越国大饥时济其粮草”的论断进行了批驳，指出了吴国之败，根本在于其国内不治，民心背离。在有些文章中，王鸿儒则直接关涉时政：如《念乱论》中，论述了国家安定的重要性，呼吁世人皆应怀念乱之心，行事以礼，治国安邦。在《〈荒?政·?治盗〉议》中，作者对现实中盗贼横生深为忧虑，并提出了自己的治盗方案：招募勇者，利之以重赏以治盗；或用间谍，施以“反间计”以瓦解盗贼。在《治河私议》中，他又针对黄河为患，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案……总之，他的政论、史论性文章，皆显现了他为人臣的忧国忧民的拳拳忠心，这可作为其政绩卓著的一个说明。

王鸿儒的散文总的来说，表意明晰，务求其理；文风朴素、自然，不事雕琢、铺张——与其诗作风格是相通的。王鸿儒指责辞工而意拙的文风：“自古文士之论，多夸而少实，好骋浮辩而不稽事情。读其辞则是非利害真若指掌，考其实则背而驰焉者，往往是也。此盖其求工于文，故立意造词，务出新见而不蹈故常；其意诚奇，其辞诚工，其实则不然也。”由此可解其散文的特点。董其昌评王鸿儒诗文曰：“其诗文以自得为宗，自然为趣。其才无所不骋，而驭之以法，不为战国之纵横；其学无所不阙，而束之以裁，不为六朝之雕绘；于境无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为庄列之宏恢；于情无所不摹，而以礼定情，不为屈宋之怨诽。”（董其昌：《重刻〈王文庄公集〉序》。）明代黄臣引用古人语曰：“为文不关世教，虽工何益？”（黄臣：《书〈凝斋集〉后》。）显然，一方面论其创作重于世教，另一方面客观上道出了其诗文“不工”的特点，而黄臣对此加以褒扬。类如黄臣评论的还有杨衍嗣，他在《跋〈王文庄公凝斋集〉后》中说：“虽有作者，非雕绘于词采之末，则摹写于情景之间。又或猎僻以为奇，取俚以为真古，虽博而不洽词，虽华而不可适于用者，间以有焉。以之而进于朝廷，则不足以裨政治；以之而置于词林，则不足以鉴古今；以之而布于学宫，则不足以励风教。亦奚贵乎？”当然，这些评价难免囿于褒美而失于偏颇，但客观上也都反映出了王鸿儒诗文创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