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际有

蒲松龄在毕家任西宾，虽说是寄人篱下，但由于馆东毕际有待他宽厚，除聘金之外还有其它一些资助，如纸墨灯火等，这对家境贫寒的蒲松龄来说，是笔不小的帮助。再者，毕家府第宽敞，又有园林之胜，并且藏书丰富，用蒲松龄的话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贺新凉·读宣四见和之作，复叠复韵》。蒲松龄平日里住在作为家馆的绰然堂里，冬日有炉火御寒，夏日酷暑，便移居石隐园的效樊堂或者霞绮轩，更是一般读书人难得的清幽处所。康熙二十七年（1688）毕家的效樊堂建成后，蒲松龄曾写有两首七言律诗《毕刺史效樊堂落成》以示祝贺，里面有“几榻悠然花未老，朝朝乘兴杖藜来”诗句，表明蒲松龄十分喜爱效樊堂的优雅环境。康熙三十年，蒲松龄又写了两首七言律诗《读书效樊堂》，再次赞美效樊堂的清幽环境。石隐园对于蒲松龄来说，实在是静心读书、专心写作的最理想的一处场所。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热情十分高涨，又写出了很多篇章，并且不乏名篇。《聊斋志异》有两篇文章，分别是《鸲鹆》、《五羖大夫》，末尾署名“毕载积先生记”或“毕载积先生志”。这可能是毕际有读了《聊斋志异》中已经完成的篇章，一时兴起，便写出了这两个故事，蒲松龄加以文字润色后，纳入《聊斋志异》中，为了尊重馆东的草创之功，便于篇末注明出处。此处，《杨千总》一篇，写“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千总杨化麟”之事，文章中所说的“毕民部公”，即馆东毕际有之父毕自严，可见也是毕际有提供的材料。再有，据专家考证，《狐梦》中的毕怡庵，可能就是毕际有的仲子毕盛钜的原型。

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毕际有病逝。蒲松龄连写八首七言律诗，沉重悼念毕际有，还写了《征挽毕载积先生诗序启》。蒲松龄的挽诗和征挽诗启，都写得感情真挚，绝非应酬之作。蒲松龄写的八首诗大体为一种格局，从痛悼“十年同食友”之谢世，“回首生平思不禁”，往复歌哭，将毕际有“尚书公子五狼（指南通州）君”的身世，归田后“老后生涯棋局里，闲来情绪菊花中”的淡泊胸怀，“物必求工真似癖，书如欲买不论金”的嗜好，一一写了出来。诗其二云：“君卧病时我亦病，我来君已弃尘寰。人逢死别情怀苦，数定前生饮啄悭。一榻琴书余画阁，万年魂魄恋青山。西州门外回肠绝，恨不将心似石顽。”诗后两句是说，作者恨不得此心化作石头，无知无觉，以减少怀念毕氏的痛楚之情。表明作者因毕际有病逝而心肠寸断，悲痛欲绝。诗其三云：“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邱对晚晖。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雍门一哭宾朋散，羊仲重来杖履非。在世早知有今日，墓田松树已成围。”诗前四句，表露了作者痛丧知己，今后再也无所依傍的悲哀。诗其六云：“商今略古日科头，一旦骑鲸赴玉楼。临别清谈还竟夕，谁知永诀已千秋！孙多业足光先德，子孝犹堪解母愁。名寿如君复何憾？伤心最苦在离忧。”诗前四句，说明毕氏去世，作者再也没有竟夕长谈的知心朋友。这些诗句，充满真情实感，没有半点雕饰，如泣如诉地表露了蒲松龄的悲哀情怀。由此可见他们主宾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如同一家人。